在世界范围内，单身母亲的时间和收入都非常有限，这使她们严重依赖政府的转移支付。我们研究了在过去20年里，澳大利亚引入相互义务的福利改革是如何影响单身母亲的经济地位及其子女的发展的。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数据，我们发现，自2005年《工作福利法案》于2006年7月生效以来，单身母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相对于有伴侣的母亲显著下降，全球金融危机和2013年“祖父级”单亲父母支付规定的暂停，加剧了这一下降趋势。改革减少了对单身母亲的抚育和家庭支出，这些母亲通过增加对残疾抚恤金、工作时间和育儿支出的依赖来补偿收入损失。然后，我们使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队列数据来估计单身母亲对儿童技能发展的影响，跟踪那些在母亲受到福利到工作改革影响时进入小学的儿童。我们发现未调整的单身母亲在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上的差距分别为0.2和0.3。非认知技能差距只能用可见特征差异部分解释，而认知技能差距可以用可见特征完全解释。单亲家庭和有伴侣的母亲家庭之间的可支配家庭收入差异可以解释50%以上的儿童认知能力差距和25%的青少年后期认知能力差距。在积极的溢出效应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对弱势家庭的福利支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投资，而不是沉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