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增加高级职业的多样性是一个激烈辩论的话题，并成为专业组织立法和改革的主题。我使用了一种新方法来检测工作场所、大学招生或出生模式中的隐性配额，只依赖于不同工作场所、大学或家庭中不同人口类型的分布。我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目前德国大学50个不同学科的女教授的就业情况，并表明，考虑到各个领域的平均女性人数，女性的分布不太可能来自各个部门之间的随机分配，而更有可能来自院系一级的一到两名女性的隐性配额。我还表明，STEM和非STEM学科中女性比例的很大一部分变化可以用院系层面上严格的两名女性配额来解释。这些发现对旨在减少代表性不足的政策的潜在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和评估多样性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