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使用高度细粒度的微观数据，记录了COVID-19大流行对瑞典私营部门企业及其工人产生的非常不同的经济影响。由于贸易中断，向受严重影响的国家出口或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公司减少了产量。尽管地区限制非常有限，但由于当地消费下降，在感染病例多的地区运营的服务公司减少了产量。各个社会梯度(由教育程度、收入或种族来定义)的底层工人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的雇主面临着最大的产出下降，他们经历了从企业产出到收入的最大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