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标准方法提出了批评，该方法将家庭之间的福利比较建立在同等规模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导致对税收/转移政策的支持，这对中低收入家庭和作为第二收入者的妇女明显不利。我们的批评既基于家庭的理论模型，也基于对澳大利亚收入和就业数据的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