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人类状况的重大突破。第一次是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晚期,主要基于与自然科学的兴起有关的发展,给物质生活条件带来了显著的进步。第二次是人口革命,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主要是生命科学进步的结果。它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的转变。
现奖获得者理查德•伊斯特林他是研究人口发展、经济结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先驱现正讨论文件第三次革命,幸福革命的基本原理他还注意到这一视角对解释国际横断面研究的影响。
客观环境vs.自我报告的感觉
之前的两次革命体现在人们客观环境的标志上,真实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而幸福革命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人们对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报告的感受,在调查问题中捕捉到他们的总体幸福和对生活的满意度。
伊斯特林认为,幸福革命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成就是使公众广泛认识到,诸如失业、健康不良和贫穷等情况主要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造成的,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帮助那些遭受这种情况的人。在20世纪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个人的性格缺陷造成的——懒惰、不储蓄、邋遢、酗酒、赌博等等。
年代社会科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通过提倡自由放任,政府应该是小的,干预人们的生活只会促进依赖,支持了这种信念。然而,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社会科学提出了旨在稳定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社会政策形成,最终形成了现在称为“社会安全网”的政策。这包括收入支持(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和残疾津贴)、医疗保健、婴儿和儿童保育、包括学前教育项目在内的教育、产假和陪产假、老年护理和养老金等项目。
这些仍在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举措,在今天的福利国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根据全国性的调查,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解决了个人一生幸福最重要的问题——就业和收入保障,充实的家庭生活,以及良好的健康。一个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成功程度体现在幸福指数上——因此被称为“幸福革命”。
快乐作为指导公共政策决策
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幸福指数已开始取代人均GDP。伊斯特林进一步认为,与GDP不同,幸福可以更全面地体现社会科学对促进个人幸福所做的各种贡献。
幸福和人均GDP之间的正横截面关系有时被引用来证明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幸福。尽管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的四分之一,但该国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推出了社会保障政策,哥斯达黎加人却和美国人一样幸福,这与上述论断很难调和。这一观点也很难与幸福趋势和人均GDP之间的零时间序列关系相一致。在美国,今天的幸福程度并不比70年前高,当时的实际人均GDP是目前的三分之一;在中国,2015年的生活满意度与1990年大致相同,尽管实际人均GDP增长了约5倍。
世界幸福指数报告
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报告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制作的《幸福指数》对全球150多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评估。幸福的地理差异与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的结果非常相似。在0到10的评分范围内,西欧国家及其分支国家的得分最高,高达7.5分或更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得分最低,在3.0到4.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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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林的IZA奖卷幸福、成长和生命周期介绍了他在幸福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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