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文献不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我们研究了可衡量的风险态度的性质及其对移民的影响。我们还调查了风险环境的重大变化是否会影响风险承受能力。利用2009年中国的RUMiC数据，我们发现城乡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风险规避程度远远低于本地居民。我们进一步提供的证据表明，个体的风险态度不受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风险承受能力在不同世代之间是相关的。